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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
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