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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戏还在后面呢！转眼间，时间已经到了1650年夏，这个时候的多尔衮正好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皇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皇帝。
这个锡翰我们前面没有介绍过，在这里介绍一下。锡翰是拜音图和巩阿岱兄弟二人的弟弟，他们哥仨同为努尔哈赤的小弟弟巴雅喇的儿子，当年他们哥仨曾经与何洛会、谭泰、冷僧机、鳌拜、索尼、图赖和图尔格等人“共相盟誓”，策划立豪格为皇帝。但是到了福临即位以后，拜音图、巩阿岱和锡翰兄弟三人最早背叛了豪格，归顺了多尔衮，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为多尔衮的亲信部下。
我们继续前面的内容。就在生病在家休养的多尔衮对前来探病的锡翰抱怨顺治皇帝不来看望他、却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皇帝的情况下，锡翰等人当然明白多尔衮的内心世界。于是立即请来了顺治皇帝前来探望多尔衮！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但表面上装得十分生气的样子，一方面表示要杀掉锡翰以谢罪，另一方面则将鳌拜降职处理，其原因居然是说鳌拜“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这都什么事啊！
这是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
鳌拜虽然屡次遭到打击，但仍然拒绝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将鳌拜从官场上驱逐。这个时候的鳌拜，我们可以说，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新君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鳌拜的政治前途会有转机吗？
人生转机
（一）鳌拜的转机
说到鳌拜政治前途的转机，我们还要从多尔衮的去世谈起。
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亲政。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
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已经将所有多尔衮的亲信或者处死，或者监禁，或者驱逐。因此，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手下，极为缺乏得力的大臣。也就是说，顺治皇帝急需搜罗一批忠于自己的得力干将。
顺治皇帝早就知道鳌拜、索尼等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拒绝向多尔衮屈服，所以在他亲政以后不久就将鳌拜、索尼等人视为心腹重臣，他们的职位也不断地得到提升。
1651年春，鳌拜成为议政大臣，又以军功升为一等侯；1652年春，鳌拜再次升为二等公。
与此同时，还是在1652年春，顺治皇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曾经归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
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皇帝亲政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当然，八旗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
不管怎么说，鳌拜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他会如何表现，来赢得顺治皇帝的赏识呢？
（二）顺治皇帝最为赏识的四大臣之一
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调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
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
1656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皇帝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1657年冬，孝庄皇太后病重，顺治皇帝朝夕伺候，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休息和吃饭，深获顺治皇帝的赞赏。孝庄皇太后病愈之后，顺治皇帝再度将鳌拜加“太傅兼太子太傅”衔。
如果顺治活得更长一点儿的话，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就在鳌拜已经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1661年2月5日夜，顺治皇帝病死于养心殿。
临死之前的顺治皇帝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政大臣。
从此，无论是大清王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鳌拜，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巅峰时刻！问题在于，尽管鳌拜在四位辅政大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巅峰时刻
要说到鳌拜辅政，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当时的四位辅政大臣。
（一）索尼
索尼，前面我们介绍过，索尼出生于1600年，一生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
索尼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1616—1626年），一直担任努尔哈赤手下的一等侍卫，战功卓著。
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的1631年，索尼升任吏部启心郎。这个启心郎是个什么官职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贝勒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这个官职三品的启心郎的职责是：见管部事贝勒所行不善，应启迪其心忠勤国事，因而对管部事的贝勒有所约束。也就是说，启心郎这个官职是约束各部的最高长官的。
皇太极去世之前，索尼又因功被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
皇太极去世以后，他以拥立皇子福临即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这个时候的索尼足智多谋，“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根据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记载，1650年多尔衮死后，索尼晋升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
1661年，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病逝，爱新觉罗?玄烨即位为康熙皇帝。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四位辅臣中，索尼能文能武，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虽然索尼居辅政大臣之首，但因为一方面这个时候的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体弱多病；另一方面他又厌恶苏克萨哈卖主求荣的为人——关于苏克萨哈，我们后面就要讲到——因此索尼遇事多支持鳌拜。
（二）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原来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去世后，他看到形势不好，立即揭发检举多尔衮。此后他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逐渐升至议政大臣。但是，一般正直的大臣对于苏克萨哈常常是不屑一顾。虽然多尔衮已经去世，虽然人们对多尔衮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是，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多尔衮对待苏克萨哈是很好的。因此，当时的人们都对苏克萨哈居然敢于揭发检举多尔衮的行为嗤之以鼻。正因如此，苏克萨哈在四位辅政大臣中，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也就是说，苏克萨哈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鳌拜与苏克萨哈有姻亲关系，但是在很多行动上，鳌拜必须拉开与苏克萨哈的距离。
（三）遏必隆
遏必隆这个人，你可不要小瞧了他。知道遏必隆姓什么吗？姓钮祜禄——与和珅同一个姓氏。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的父亲是后金（大清的前身）的五大开国元勋之一的弘毅公额亦都，遏必隆的母亲是和硕公主。
说起额亦都，这是一个与鳌拜的伯父费英东齐名的人物。
钮祜禄?额亦都的先祖名叫阿陵阿拜颜，父亲名叫都陵阿巴图鲁。他们世代生活在长白山区。额亦都在年幼的时候，父母被仇家所杀，他躲到邻近的村子里才得以幸免。13岁的时候，额亦都手刃了仇人，为父母报了仇。之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到了嘉木瑚地区投奔他的姑姑。
额亦都的姑姑早年嫁给了嘉木瑚寨长穆通阿，穆通阿的长子哈思护比额亦都大两岁，与额亦都非常投缘，待他如亲兄弟一般，从此额亦都就在姑母家寄居下来。
而与此同时，建州女真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兄弟俩逃到了嘉木瑚，借宿在穆通阿家。
额亦都见努尔哈赤志向远大，谈吐不俗，便有意追随他，可是他的姑母与姑父因惧怕明朝和叶赫而反对。额亦都说：“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哪能庸庸碌碌地活一生？我已经下定决心，请姑母不要担心我！”第二天，他带领村中九个人开始追随努尔哈赤，这时的努尔哈赤22岁，额亦都19岁。八旗建制后，额亦都隶属满洲镶黄旗。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十三副盔甲起兵，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业。而额亦都作为最早追随努尔哈赤的人，终于成为努尔哈赤最为亲信的人。不但如此，在1583年到1621年额亦都去世前后的38年时间里，额亦都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功绩与费英东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下。
1621年，额亦都去世，享年60岁。后来，额亦都被皇太极追封弘毅公，配享太庙。雍正皇帝时为他立碑修道，以纪念这位为清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
额亦都有16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遏必隆。不过，虽然遏必隆是名将之后，但是在政界上，他可完全没有其父遗风。他本人是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的，能力非常有限，常常追随同是名门之后的鳌拜。
（四）鳌拜辅政时期的开始
正是因为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1661年到1669年的四大臣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这要是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心里面都会想：呀，我当上辅政大臣了！转眼间，我就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啦！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天大的好事啊！
问题在于，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处于巅峰时刻的鳌拜，为什么却与康熙皇帝闹僵了呢？
前面我们说到，爱新觉罗?玄烨当上了皇帝，鳌拜当上了辅政大臣。
实际上，顺治皇帝留给他的儿子康熙皇帝的是一个烂摊子。在这个烂摊子里面，有很多急于处理的问题在等待着年幼的康熙皇帝和他的辅政大臣鳌拜拿主意。
这个天下不太平
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残存的抵抗力量
当时还存在一些抗清的力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是残存于中国云南贵州地区和缅甸地区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二是残存于中国最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地区的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三是割据福建的金门和厦门地区、正在准备将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赶走的郑成功。此外，还有诸如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地主，他们仍然怀念故国，拒绝与清政府合作。
（二）财政的严重困难
由于明末清初长达几十年的战乱——如果我们从1627年陕北王二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为止，前后长达34年之久；如果我们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与明朝决裂开始，到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为止，前后则长达43年之久。
长期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的情况。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发展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腐败的官场吏治
由于清军大举入关的时候，大量原来明朝的大臣投降，而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为了能够迅速地夺取全国江山、迅速地稳定长期战乱的局面，对于这些降官降将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接收、官复原职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但迅速导致了原来明朝官场中的弊端没有清除出去，反而传染了关外来的满洲大清官员。这些满汉官员不但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有甚者还党争不断。
（四）蔓延的不满情绪
由于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期，实行的六大错误决策（颁布圈地令，颁布剃发令，颁布投充法，颁布逃人法，颁布“禁关令”，屠城），给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痛，引起百姓广泛的不满。
我们说，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定甚至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就应该知道，历史交给康熙皇帝和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了！
“三面红旗”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便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如下正确的措施：
（一）积极整顿吏治
针对迅速腐败下去的吏治，鳌拜等辅政大臣进行了积极的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辅政仅仅半个月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对“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鳌拜还曾经于1665年春命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1666年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抚大员“从重治罪”。鳌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仅1667年一年，就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的官员，共563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春，鳌拜还要求所有官员“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还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一千字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到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措施实际上是在严格践行多尔衮在1647年确定的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绩办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p侏，通“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
看来，造成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期出现的满汉官员不尽心任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党争不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660年春，鳌拜还一举革除了大清王朝强大的宦官势力——内官十三衙门，为整个大清王朝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二）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并减免开荒者的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例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残破。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被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三）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在马背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在鳌拜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如若一味进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步前明后尘，迅速衰落下去。因此，他们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之后，就迅速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从而把完全统一中国的任务交给了后来的康熙皇帝。
应该说，这个时期大清王朝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1683年最终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鳌拜却与康熙皇帝产生了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话还要从康熙初年存在的三大矛盾谈起。
埋了三个雷
（一）满汉民族矛盾——“重满轻汉”政策的遗孽
明清之际，随着满汉两大民族双方上层贵族分子争权夺利斗争的加剧，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无可挽回地激化了。
（二）是否学习先进文化的矛盾——进步与保守之争
这里的先进文化，既包括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
清朝最初入关后的两位皇帝——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对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抱有好感。他们都认为，只有采用汉族的制度，汲取汉族的文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不仅如此，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还都拜一些西方传教士为师。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一方面对汉族施行高压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还想方设法地将汤若望下狱，准备处死。
（三）八旗内部矛盾——两黄旗和两白旗之争
顺治皇帝即位前后，两黄旗和两白旗为争立皇帝，几乎兵戎相见，从而造成了难以缓和的八旗内部矛盾。顺治皇帝即位以后，以多尔衮为首的两白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因此他们极力压制以索尼、遏必隆、鳌拜为首的两黄旗。顺治皇帝亲政以后，两黄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两白旗失势。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面对这种种矛盾，辅政大臣鳌拜是怎么做的呢？
民族问题很重要
（一）宣称“首崇满洲”
辅政伊始，鳌拜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经表现出了鳌拜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
此后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在各方面都采取了“重满轻汉”“首崇满洲”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政策，从努尔哈赤延续到皇太极、从顺治延续到康熙。直到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也没有什么改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洲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会充分反映出来。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
（二）被迫满汉平等
虽然鳌拜时时处处企图“重满轻汉”“首崇满洲”，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好的事，在更多的场合，鳌拜只能被迫作出妥协。也就是说，鳌拜等在强调满洲的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作更多的改变。
这个方面的例子是非常之多的。
例如，1662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
又如，1658年，顺治皇帝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1661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1667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
再如，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地方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皇帝亲政以后的多。至于府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
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不管怎么说，鳌拜的上述做法，没有主观上缓解满汉矛盾的努力，也就没有缓和本来已经日益激化的满汉矛盾。
杀了一个洋人
说到先进文化，我们不得不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被鳌拜集团迫害致死的悲惨命运，也是鳌拜最终倒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这个人，便是汤若望。
（一）汤若望与杨光先的斗争
康熙皇帝即位以后，拒绝接受汉族和西洋先进文化的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汤若望迅速成为他们全力以赴打击的对象。
不过汤若望的小辫子可不好抓。所以无论是当时羽翼未丰的鳌拜，还是一贯极端仇视基督教、被汤若望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的苏克萨哈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杨光先出面。
杨光先，安徽歙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皇帝在位时期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朝灭亡后，杨光先回到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他在朝廷中的保守派大臣的支持下，先后多次弹劾汤若望。
早在顺治皇帝在位期间的1660年，杨光先就曾上疏顺治皇帝《辟邪论》弹劾汤若望。在这次弹劾中，杨光先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应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以此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这次较量，汤若望取得胜利。
1664年，杨光先再次弹劾汤若望。杨光先这次弹劾汤若望的罪名中首先一条是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对国家的侮辱。再有就是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而最恶毒的一条则是在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导致在不利于母的时间下葬！而恰巧的是，其母董鄂妃也在其后不久死去。这个罪名可以说很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是如何伤心欲绝，甚至改信佛教，在宫中大兴土木的；甚至可以说顺治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董鄂妃的死。以汤若望当时的身份地位，前两条还只能说是“事”，算不上“罪”。而这一条如果坐实，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另外，杨光先还攻击基督教教义邪恶、新历错漏百出，要求将汤若望凌迟处死！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诬告。关于在下葬时采取洪范五行而不是正五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礼部尚书恩格里。汤若望在获悉后立即上奏，并且恩格里本人也被革职充军了。而新历早在1644年的日食时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一起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结果是，唯新法准确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而大统历、回回历都不准。
但这个时候的汤若望已经因中风动弹不得了，此时的他无法反驳，只能由其弟子比利时人南怀仁为之作答。看来汤若望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审理汤若望所注历书问题时，也就是1665年1月16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汤若望在历书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下午3点26分）。而杨光先等汉、回天算家也预测到了，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为了验证到底谁对谁错，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天算家会聚起来，准备亲眼见识一下几种历法的准确程度。如果这一次汤若望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测正确，那即使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也将被处死！
回族天算家们的预测时间大约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而杨光先等汉官的预测则早了十五分钟左右。无论他们中哪一个预测准确，汤若望的下场恐怕都会很惨。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当预测时间到来时，太阳依旧好端端地挂在天上，没有一点儿出现日食的意思。西洋历法这一次似乎又要取得胜利了。然而就在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就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
三百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一个绑着锁链、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板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可他未必能够想到，竞争对手竟然不甘心失败，想出了早报时间这种阴险手段把他也拖入失败者的行列。
可世界上总有所谓的“奇迹”发生，就在宣布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的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阴影，不是有云彩飘过来，而是真的出现日食了！现场充满了赞叹声和掌声，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平民早就得知了这次比赛，也一样为汤若望的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欢呼。
这次想要陷害汤若望的人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汤若望的预测就会比正确的时间晚。那就证明了杨光先的论点，即新历法存在错误。而正是因为提早通报了时间，不仅使新历法再次得到肯定，还彻底击败了大统历、回回历的拥护者！
（二）汤若望之死
1665年5月15日，经过满朝文武大臣二百余人的共同决定，汤若望最后被判处死刑。
不想，就在这一决定刚刚通过的时候，北京突然发生了大地震，朝臣们惧为上天示警，遂议减轻“案犯”刑罚，将汤若望改判斩监候，南怀仁等三名教士释放。
然而，大地仍是屡震不已，一连三日，人皆露宿。并且，京都上空又出现彗星，也即扫把星，人们更加惴惴不安。鳌拜等人亦畏天意，不敢擅断，只好向孝庄太皇太后请示。这位曾认汤若望为教父的孝庄太皇太后斥责众臣不该将汤若望置于死地，命迅即开释。
但汤若望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时宪历》也被废止，恢复原来的《大统历》。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仍然被斩首。
汤若望本人于1666年8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了。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亦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
这个地主当不得
在康熙初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斗争的焦点是更换圈地的利益之争。
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当权，将肥沃的冀东地区圈给了正白旗。康熙初年，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因此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
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为理由（《清史列传》），加以反对，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也坚决反对。
结果，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和苏克萨哈被杀。苏克萨哈一家最为悲惨，他和他的七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侄子，以及族人前锋统领、侍卫两名都遭斩决，一共是十四条生命。
换地事件中，鳌拜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以此为引子，却使早就潜伏已久的多种矛盾迅速激化起来。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满汉民族矛盾和满洲八旗内部矛盾。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清朝政府必须改弦更张。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作为换地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被解除职务，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未完待续）
; 好戏还在后面呢！转眼间，时间已经到了1650年夏，这个时候的多尔衮正好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皇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皇帝。
这个锡翰我们前面没有介绍过，在这里介绍一下。锡翰是拜音图和巩阿岱兄弟二人的弟弟，他们哥仨同为努尔哈赤的小弟弟巴雅喇的儿子，当年他们哥仨曾经与何洛会、谭泰、冷僧机、鳌拜、索尼、图赖和图尔格等人“共相盟誓”，策划立豪格为皇帝。但是到了福临即位以后，拜音图、巩阿岱和锡翰兄弟三人最早背叛了豪格，归顺了多尔衮，从此以后他们就成为多尔衮的亲信部下。
我们继续前面的内容。就在生病在家休养的多尔衮对前来探病的锡翰抱怨顺治皇帝不来看望他、却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皇帝的情况下，锡翰等人当然明白多尔衮的内心世界。于是立即请来了顺治皇帝前来探望多尔衮！
这个时候的多尔衮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但表面上装得十分生气的样子，一方面表示要杀掉锡翰以谢罪，另一方面则将鳌拜降职处理，其原因居然是说鳌拜“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这都什么事啊！
这是鳌拜所受的第三次打击。
鳌拜虽然屡次遭到打击，但仍然拒绝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没有办法，最后只能将鳌拜从官场上驱逐。这个时候的鳌拜，我们可以说，他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新君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
鳌拜的政治前途会有转机吗？
人生转机
（一）鳌拜的转机
说到鳌拜政治前途的转机，我们还要从多尔衮的去世谈起。
1650年，多尔衮去世，顺治皇帝亲政。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
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已经将所有多尔衮的亲信或者处死，或者监禁，或者驱逐。因此，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手下，极为缺乏得力的大臣。也就是说，顺治皇帝急需搜罗一批忠于自己的得力干将。
顺治皇帝早就知道鳌拜、索尼等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拒绝向多尔衮屈服，所以在他亲政以后不久就将鳌拜、索尼等人视为心腹重臣，他们的职位也不断地得到提升。
1651年春，鳌拜成为议政大臣，又以军功升为一等侯；1652年春，鳌拜再次升为二等公。
与此同时，还是在1652年春，顺治皇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曾经归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人，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
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皇帝亲政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当然，八旗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远远还没有结束。
不管怎么说，鳌拜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他会如何表现，来赢得顺治皇帝的赏识呢？
（二）顺治皇帝最为赏识的四大臣之一
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随侍顺治身边，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协调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祭奠过世王公妃嫔、协助会审案狱，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等等。
应该说，鳌拜在这一段时间内表现得非常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顺治对他也十分关心和信任。
1656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顺治皇帝亲临鳌拜府邸去看望慰问。1657年冬，孝庄皇太后病重，顺治皇帝朝夕伺候，鳌拜也没闲着，昼夜于宫中侍候，都顾不上休息和吃饭，深获顺治皇帝的赞赏。孝庄皇太后病愈之后，顺治皇帝再度将鳌拜加“太傅兼太子太傅”衔。
如果顺治活得更长一点儿的话，这一段君臣相得的佳话恐怕就能够进入历史，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就在鳌拜已经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1661年2月5日夜，顺治皇帝病死于养心殿。
临死之前的顺治皇帝为免再次出现亲王摄政危及幼君之祸，决定取消八旗王公议立新君掌管军国要务的传统，委任经己擢用的心腹大臣为辅政大臣。
从此，无论是大清王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鳌拜，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的巅峰时刻！问题在于，尽管鳌拜在四位辅政大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巅峰时刻
要说到鳌拜辅政，我们必须介绍一下当时的四位辅政大臣。
（一）索尼
索尼，前面我们介绍过，索尼出生于1600年，一生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
索尼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1616—1626年），一直担任努尔哈赤手下的一等侍卫，战功卓著。
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的1631年，索尼升任吏部启心郎。这个启心郎是个什么官职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贝勒一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二人，蒙、汉承政各一人，参政八人，启心郎一人。这个官职三品的启心郎的职责是：见管部事贝勒所行不善，应启迪其心忠勤国事，因而对管部事的贝勒有所约束。也就是说，启心郎这个官职是约束各部的最高长官的。
皇太极去世之前，索尼又因功被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
皇太极去世以后，他以拥立皇子福临即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这个时候的索尼足智多谋，“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根据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记载，1650年多尔衮死后，索尼晋升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
1661年，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病逝，爱新觉罗?玄烨即位为康熙皇帝。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四位辅臣中，索尼能文能武，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虽然索尼居辅政大臣之首，但因为一方面这个时候的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体弱多病；另一方面他又厌恶苏克萨哈卖主求荣的为人——关于苏克萨哈，我们后面就要讲到——因此索尼遇事多支持鳌拜。
（二）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其父苏纳娶努尔哈赤第六女，尊称额驸。苏克萨哈原来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去世后，他看到形势不好，立即揭发检举多尔衮。此后他得到顺治皇帝的信任，逐渐升至议政大臣。但是，一般正直的大臣对于苏克萨哈常常是不屑一顾。虽然多尔衮已经去世，虽然人们对多尔衮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满，但是，当时的人们都知道多尔衮对待苏克萨哈是很好的。因此，当时的人们都对苏克萨哈居然敢于揭发检举多尔衮的行为嗤之以鼻。正因如此，苏克萨哈在四位辅政大臣中，是最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也就是说，苏克萨哈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地位可言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鳌拜与苏克萨哈有姻亲关系，但是在很多行动上，鳌拜必须拉开与苏克萨哈的距离。
（三）遏必隆
遏必隆这个人，你可不要小瞧了他。知道遏必隆姓什么吗？姓钮祜禄——与和珅同一个姓氏。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遏必隆的父亲是后金（大清的前身）的五大开国元勋之一的弘毅公额亦都，遏必隆的母亲是和硕公主。
说起额亦都，这是一个与鳌拜的伯父费英东齐名的人物。
钮祜禄?额亦都的先祖名叫阿陵阿拜颜，父亲名叫都陵阿巴图鲁。他们世代生活在长白山区。额亦都在年幼的时候，父母被仇家所杀，他躲到邻近的村子里才得以幸免。13岁的时候，额亦都手刃了仇人，为父母报了仇。之后为了躲避追捕，逃到了嘉木瑚地区投奔他的姑姑。
额亦都的姑姑早年嫁给了嘉木瑚寨长穆通阿，穆通阿的长子哈思护比额亦都大两岁，与额亦都非常投缘，待他如亲兄弟一般，从此额亦都就在姑母家寄居下来。
而与此同时，建州女真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爷爷和父亲，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兄弟俩逃到了嘉木瑚，借宿在穆通阿家。
额亦都见努尔哈赤志向远大，谈吐不俗，便有意追随他，可是他的姑母与姑父因惧怕明朝和叶赫而反对。额亦都说：“大丈夫生在天地间，哪能庸庸碌碌地活一生？我已经下定决心，请姑母不要担心我！”第二天，他带领村中九个人开始追随努尔哈赤，这时的努尔哈赤22岁，额亦都19岁。八旗建制后，额亦都隶属满洲镶黄旗。
此后，努尔哈赤凭借十三副盔甲起兵，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业。而额亦都作为最早追随努尔哈赤的人，终于成为努尔哈赤最为亲信的人。不但如此，在1583年到1621年额亦都去世前后的38年时间里，额亦都也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功绩与费英东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下。
1621年，额亦都去世，享年60岁。后来，额亦都被皇太极追封弘毅公，配享太庙。雍正皇帝时为他立碑修道，以纪念这位为清朝开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勇士。
额亦都有16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遏必隆。不过，虽然遏必隆是名将之后，但是在政界上，他可完全没有其父遗风。他本人是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的，能力非常有限，常常追随同是名门之后的鳌拜。
（四）鳌拜辅政时期的开始
正是因为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1661年到1669年的四大臣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这要是搁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心里面都会想：呀，我当上辅政大臣了！转眼间，我就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啦！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天大的好事啊！
问题在于，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儿吗？处于巅峰时刻的鳌拜，为什么却与康熙皇帝闹僵了呢？
前面我们说到，爱新觉罗?玄烨当上了皇帝，鳌拜当上了辅政大臣。
实际上，顺治皇帝留给他的儿子康熙皇帝的是一个烂摊子。在这个烂摊子里面，有很多急于处理的问题在等待着年幼的康熙皇帝和他的辅政大臣鳌拜拿主意。
这个天下不太平
最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残存的抵抗力量
当时还存在一些抗清的力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是残存于中国云南贵州地区和缅甸地区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军余部；二是残存于中国最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地区的李自成的大顺军余部——夔东十三家；三是割据福建的金门和厦门地区、正在准备将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赶走的郑成功。此外，还有诸如以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部分汉族地主，他们仍然怀念故国，拒绝与清政府合作。
（二）财政的严重困难
由于明末清初长达几十年的战乱——如果我们从1627年陕北王二起义（明末农民战争）开始，到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为止，前后长达34年之久；如果我们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与明朝决裂开始，到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为止，前后则长达43年之久。
长期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的情况。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发展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三）腐败的官场吏治
由于清军大举入关的时候，大量原来明朝的大臣投降，而在那个时候，当时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为了能够迅速地夺取全国江山、迅速地稳定长期战乱的局面，对于这些降官降将基本上采取了全盘接收、官复原职的办法。这个办法，不但迅速导致了原来明朝官场中的弊端没有清除出去，反而传染了关外来的满洲大清官员。这些满汉官员不但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有甚者还党争不断。
（四）蔓延的不满情绪
由于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期，实行的六大错误决策（颁布圈地令，颁布剃发令，颁布投充法，颁布逃人法，颁布“禁关令”，屠城），给广大的汉族百姓带来了极大的苦痛，引起百姓广泛的不满。
我们说，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定甚至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我们就应该知道，历史交给康熙皇帝和辅政大臣鳌拜等人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了！
“三面红旗”
辅政伊始，鳌拜等人便打着遵守“先帝遗命”的旗号，实行了如下正确的措施：
（一）积极整顿吏治
针对迅速腐败下去的吏治，鳌拜等辅政大臣进行了积极的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
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辅政仅仅半个月之后，鳌拜等辅政大臣就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对“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
鳌拜还曾经于1665年春命令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1666年年初又下令对公然受贿的地方督抚大员“从重治罪”。鳌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仅1667年一年，就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的官员，共563人革职，还裁撤了各省大小衙门官吏3849名。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为了提高行政效率，1660年春，鳌拜还要求所有官员“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还在明朝规定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一千字的基础上再度减少到所有本章不得超过三百字。与此同时，还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措施实际上是在严格践行多尔衮在1647年确定的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绩办法。“四格”是从操守、政绩、才能、年龄四个方面对官员作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p侏，通“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
看来，造成睿亲王多尔衮辅政时期出现的满汉官员不尽心任职、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党争不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
此外，根据《清圣祖实录》记载，1660年春，鳌拜还一举革除了大清王朝强大的宦官势力——内官十三衙门，为整个大清王朝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二）努力发展经济
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发展经济。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措施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奖励垦荒。奖励垦荒这项措施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历代比较有作为的封建王朝建立初期通用的措施，鳌拜辅政时期也不例外。但是在具体措施上，除了实施一些以前历代王朝都能够实行的诸如开荒归己并减免开荒者的赋税、以垦荒的数量作为对地方官员奖惩的标准、灾荒年间减免赋税、开仓赈济等措施之外，鳌拜辅政时期还有很多创新，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鳌拜还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种子和银两，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这在以前是少有的。例如，根据《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记载，清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四川地区人烟稀少、经济残破。在这种情况下，鳌拜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这对恢复发展四川的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是实行“更名田”。鳌拜辅政时期，在经济上的一个最被后代历史学家肯定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也是他在担任辅政大臣的过程中，最后的辉煌——因为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仅仅两个月，他就被康熙皇帝拿下了！
1669年春，鳌拜下令“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三）减少军事行动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在马背上得天下、号称“万人敌”被赐号为“巴图鲁”的重要军事将领，但是在鳌拜辅政时期，大清王朝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导致鳌拜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原人民的强烈抵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鳌拜知道，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个无底洞。如若一味进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步前明后尘，迅速衰落下去。因此，他们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之后，就迅速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从而把完全统一中国的任务交给了后来的康熙皇帝。
应该说，这个时期大清王朝的政策和行动，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1683年最终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鳌拜却与康熙皇帝产生了矛盾。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话还要从康熙初年存在的三大矛盾谈起。
埋了三个雷
（一）满汉民族矛盾——“重满轻汉”政策的遗孽
明清之际，随着满汉两大民族双方上层贵族分子争权夺利斗争的加剧，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无可挽回地激化了。
（二）是否学习先进文化的矛盾——进步与保守之争
这里的先进文化，既包括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也包括西方的先进文化。
清朝最初入关后的两位皇帝——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对中原汉族的先进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抱有好感。他们都认为，只有采用汉族的制度，汲取汉族的文化才能使清朝长治久安。不仅如此，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还都拜一些西方传教士为师。
但是，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政大臣一方面对汉族施行高压政策，不遗余力地打击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还想方设法地将汤若望下狱，准备处死。
（三）八旗内部矛盾——两黄旗和两白旗之争
顺治皇帝即位前后，两黄旗和两白旗为争立皇帝，几乎兵戎相见，从而造成了难以缓和的八旗内部矛盾。顺治皇帝即位以后，以多尔衮为首的两白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因此他们极力压制以索尼、遏必隆、鳌拜为首的两黄旗。顺治皇帝亲政以后，两黄旗实际上掌控着国家政权，两白旗失势。黄白旗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到康熙初年。
面对这种种矛盾，辅政大臣鳌拜是怎么做的呢？
民族问题很重要
（一）宣称“首崇满洲”
辅政伊始，鳌拜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这些已经表现出了鳌拜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
此后的鳌拜等辅政大臣在各方面都采取了“重满轻汉”“首崇满洲”的政策。
这样的一个政策，从努尔哈赤延续到皇太极、从顺治延续到康熙。直到1669年康熙皇帝亲政也没有什么改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洲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会充分反映出来。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
（二）被迫满汉平等
虽然鳌拜时时处处企图“重满轻汉”“首崇满洲”，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好的事，在更多的场合，鳌拜只能被迫作出妥协。也就是说，鳌拜等在强调满洲的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作更多的改变。
这个方面的例子是非常之多的。
例如，1662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
又如，1658年，顺治皇帝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1661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1667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
再如，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地方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皇帝亲政以后的多。至于府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
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不管怎么说，鳌拜的上述做法，没有主观上缓解满汉矛盾的努力，也就没有缓和本来已经日益激化的满汉矛盾。
杀了一个洋人
说到先进文化，我们不得不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他被鳌拜集团迫害致死的悲惨命运，也是鳌拜最终倒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这个人，便是汤若望。
（一）汤若望与杨光先的斗争
康熙皇帝即位以后，拒绝接受汉族和西洋先进文化的守旧派势力卷土重来。汤若望迅速成为他们全力以赴打击的对象。
不过汤若望的小辫子可不好抓。所以无论是当时羽翼未丰的鳌拜，还是一贯极端仇视基督教、被汤若望称为“最恶劣种类的基督教仇视者”的苏克萨哈都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由杨光先出面。
杨光先，安徽歙县人，为人粗暴，好争斗。崇祯皇帝在位时期来到京师，抬着棺材到阙下，上疏弹劾大学士温体仁，被称为奇人。后遭廷杖，谪戍辽西。明朝灭亡后，杨光先回到江南，后又旅居京师。他不懂天文历法，却自认为是一位天算学家。他在朝廷中的保守派大臣的支持下，先后多次弹劾汤若望。
早在顺治皇帝在位期间的1660年，杨光先就曾上疏顺治皇帝《辟邪论》弹劾汤若望。在这次弹劾中，杨光先指责《时宪历》封面不应题“依西洋新法”五个字，以此攻击汤若望。当时顺治皇帝对汤若望非常崇信，礼部不予受理。这次较量，汤若望取得胜利。
1664年，杨光先再次弹劾汤若望。杨光先这次弹劾汤若望的罪名中首先一条是在新的历法书上注有“依西洋新法”字样，是对国家的侮辱。再有就是新的历法只推算了二百年，有诅咒亡国的嫌疑。而最恶毒的一条则是在荣亲王葬礼时不选用正五行而采用洪范五行，导致在不利于母的时间下葬！而恰巧的是，其母董鄂妃也在其后不久死去。这个罪名可以说很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董鄂妃死后顺治皇帝是如何伤心欲绝，甚至改信佛教，在宫中大兴土木的；甚至可以说顺治的早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董鄂妃的死。以汤若望当时的身份地位，前两条还只能说是“事”，算不上“罪”。而这一条如果坐实，那谁也救不了他了。另外，杨光先还攻击基督教教义邪恶、新历错漏百出，要求将汤若望凌迟处死！
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诬告。关于在下葬时采取洪范五行而不是正五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礼部尚书恩格里。汤若望在获悉后立即上奏，并且恩格里本人也被革职充军了。而新历早在1644年的日食时就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大学士冯铨与汤若望一起率钦天监官赴观象台测验。结果是，唯新法准确预报了日食的发生，而大统历、回回历都不准。
但这个时候的汤若望已经因中风动弹不得了，此时的他无法反驳，只能由其弟子比利时人南怀仁为之作答。看来汤若望是躲不过一死的命运了。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审理汤若望所注历书问题时，也就是1665年1月16日，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汤若望在历书中预测了当天日食发生的准确时间（下午3点26分）。而杨光先等汉、回天算家也预测到了，只是时间有所不同。为了验证到底谁对谁错，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天算家会聚起来，准备亲眼见识一下几种历法的准确程度。如果这一次汤若望不能证明自己的预测正确，那即使别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也将被处死！
回族天算家们的预测时间大约比汤若望的早半小时，而杨光先等汉官的预测则早了十五分钟左右。无论他们中哪一个预测准确，汤若望的下场恐怕都会很惨。可他们的预测都落空了，当预测时间到来时，太阳依旧好端端地挂在天上，没有一点儿出现日食的意思。西洋历法这一次似乎又要取得胜利了。然而就在汤若望所预测的时间到来之前大约五分钟，负责通报时间的官吏就宣布：“现在是汤若望预测的时间了！”
三百多年前，在紫禁城里，一个绑着锁链、呼吸困难、全身瘫痪、躺在木板上的外国老头正期待着自己通过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能最后被事实所证明。可他未必能够想到，竞争对手竟然不甘心失败，想出了早报时间这种阴险手段把他也拖入失败者的行列。
可世界上总有所谓的“奇迹”发生，就在宣布汤若望预测时间到来的同时，天空中出现了阴影，不是有云彩飘过来，而是真的出现日食了！现场充满了赞叹声和掌声，而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平民早就得知了这次比赛，也一样为汤若望的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欢呼。
这次想要陷害汤若望的人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那汤若望的预测就会比正确的时间晚。那就证明了杨光先的论点，即新历法存在错误。而正是因为提早通报了时间，不仅使新历法再次得到肯定，还彻底击败了大统历、回回历的拥护者！
（二）汤若望之死
1665年5月15日，经过满朝文武大臣二百余人的共同决定，汤若望最后被判处死刑。
不想，就在这一决定刚刚通过的时候，北京突然发生了大地震，朝臣们惧为上天示警，遂议减轻“案犯”刑罚，将汤若望改判斩监候，南怀仁等三名教士释放。
然而，大地仍是屡震不已，一连三日，人皆露宿。并且，京都上空又出现彗星，也即扫把星，人们更加惴惴不安。鳌拜等人亦畏天意，不敢擅断，只好向孝庄太皇太后请示。这位曾认汤若望为教父的孝庄太皇太后斥责众臣不该将汤若望置于死地，命迅即开释。
但汤若望钦天监的职务被免除，《时宪历》也被废止，恢复原来的《大统历》。钦天监中的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仍然被斩首。
汤若望本人于1666年8月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了。当年顺治皇帝赐下的墓地亦被没收，传教士们只好把他葬在别处。
这个地主当不得
在康熙初年，两黄旗和两白旗之间斗争的焦点是更换圈地的利益之争。
清初圈地时，多尔衮当权，将肥沃的冀东地区圈给了正白旗。康熙初年，鳌拜提出圈地应按八旗排列顺序，因此冀东的土地按顺序应归黄旗所有。
当时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都以“旗人安业已久，民地曾奉谕不许再圈”为理由（《清史列传》），加以反对，属于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也坚决反对。
结果，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和苏克萨哈被杀。苏克萨哈一家最为悲惨，他和他的七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侄子，以及族人前锋统领、侍卫两名都遭斩决，一共是十四条生命。
换地事件中，鳌拜虽然取得胜利，但是以此为引子，却使早就潜伏已久的多种矛盾迅速激化起来。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满汉民族矛盾和满洲八旗内部矛盾。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清朝政府必须改弦更张。在这种情况下，鳌拜作为换地政策的积极推行者，被解除职务，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未完待续）